对于后来的副宰相韩亿来说，当年带着与朋友分割的半条毯子进京赶考的经历，足以让他记忆一生。
为了开阔眼界，青年韩亿离开家乡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前往洛阳游学。在嵩山法王寺时，韩亿遇到了也在此求学的贫困士子李若谷，从此两人一起学习，一起赶考，一起经历了人生最为落魄的日子。
李若谷出生于徐州丰县，祖上虽是官宦之家，但小时候父母双亡，只能前往洛阳投奔已订下婚约的岳父，在岳父的帮助下安葬了父母。再后来，李若谷前往嵩山法王寺求学。
在法王寺的日子相当艰苦，经常饱一餐饿一餐的。韩亿和李若谷两人只有一张破席和一张毯子，夏天还能将就，冬天时两个人裹紧一张毯子和衣而睡，仍然每晚冻得瑟瑟发抖。自己艰苦些还能忍受，而李若谷是已经有妻室的人，家里还指望他接济。两年后，这种日子难以为继，李若谷只得前往汝州给知州大人做幕僚。临别之际，李若谷要把破席和毯子留给韩亿，韩亿却要送给李若谷。两人相持不下，最后把毯子对半剪开，一人拿一半，才含泪挥手作别。
公元年春天，朝廷举行省试（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科举考试），韩亿和李若谷相约一同赶考。赴考之前，他们各自回到家乡办理确认身份的文件（自己及祖上三代的姓名、籍贯、职业、有无犯罪纪录等），筹备赶考的费用。韩、李二人都离开封不远，路上花费相对较少，但京城物价昂贵，住宿、吃饭是一笔巨大开销。还得到书铺（相当于公证处）办理手续，交纳考试费，包括试卷费、出入证件费、考场须知等材料费，计至文。考前最好还要行卷（把自己的得意之作奉送给前辈名士进行点评或推介），这也需要花钱。家里本来就揭不开锅，哪里还挤得出赶考盘缠，只能找人借。
韩亿来到同村一个富人家门口，红着脸向门卫说明来意。门卫告诉他，主人还在休息，既不让进门，也不给通报。韩亿毫无办法，只能捏着名刺（名片）端端正正地坐在门外傻等。此时，主人在家午睡正酣，突然梦见一条黑龙盘踞在户外，惊醒之后推门而出，一眼看见韩亿，惊奇地问道：“韩秀才怎么坐在这儿？”韩亿提出借钱赶考。富人想起刚才那条突然闯入梦中的黑龙，知道韩亿不是凡人，于是爽快地借给他一万文。
筹集到路费之后，韩亿赶紧出发，在约定的地点和李若谷会合，一同进京赴考。当晚住宿，二人从行李里拿出卧具，对视一眼，不禁哈哈大笑——他们随身携带的还是当年各自分割一半的毯子。
到达京城，办好手续，安顿好住处，二人决定向人行卷。但京城的达官贵人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见到的，一般都要仆人先去投递名刺，对方同意接见，士子本人才好登门拜访。韩、李二人哪有钱雇用仆人。他们稍一商量，决定相互扮演对方的仆人：韩亿行卷时，李若谷就当仆人前去投送名片；李若谷行卷时，韩亿便是敲门问路的仆人。
那年省试，李若谷顺利考中进士，韩亿却名落孙山。在等待朝廷分派职务期间，李若谷派人接来妻子。很快，李若谷被委任为许州长社县（今河南省长葛市）主簿。长社县距离开封约公里，步行四五天可到。落第后的韩亿也无事可做，一路护送李若谷上任。李若谷租了一条毛驴驮着妻子，自己在前牵着毛驴。韩亿挑着行李走在后面。在离长社县还有30里地的一个小镇，韩亿放下担子对李若谷说：“再往前去恐怕会碰上县里的衙吏，李兄不妨租几名仆人前往县衙。”李若谷会意：再穷也不能让衙吏小瞧了自己，官员最起码的门面还是得装一装的。李若谷从行李里拿出那半张毯子，交到韩亿手中，郑重地说：“这个暂且交给韩兄保管，待兄高中后再归还给我，我将留作终身纪念！”两人又搜出身上所有的零钱，总共只有文，二人对半分掉，然后抱头大哭一场，就此挥手别过。
（4年后，韩亿也考取进士。再过二三十年，李若谷、韩亿先后官拜参知政事，属于副宰相。回首看当年，一名副相牵驴、另一名副相挑担的赴任队伍，从其规格上来看，真正称得上“豪华”。）
宋代的贫困青年大约都有借钱赶考的疼痛记忆。士人赶考，先要参加各州举行的发解试，通过后赴京城参加由礼部主持的省试，过关后再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发解试一般在八九月举行，省试和殿试开考时间分别在次年1月和3月，大约在4月张榜公布考试结果。那些离京城较远的举子，参加一次科举考试，在路上的往返时间可能需要一年，一路所需的开销自然是一个庞大数字。
据《宋史》记载，宋太宗淳化年间，安徽人查道赴京考试，亲戚朋友给他凑好路费3万文。途中，遇到父亲老友过世，家贫难葬，查道把手中剩下的钱全部捐了。在《国老谈苑》的记载中，查道筹到的路费是10万文，这个数字更为可信。宋初文豪杨亿晚年居住在阳翟（今河南禹州），学生杨玮向他借钱赶考，杨亿命人先给了他文钱，以观察其表现。杨玮平静地接受了，依然陪着老师谈笑风生。直到杨玮告辞，杨亿才让仆人又送给杨玮10万文路费。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吴味道赶考，其家乡人为他凑的路费超过10万文钱。直到南宋时，以教书谋生、培养出文天祥的学者欧阳守道还在感叹读书人常常因为缺钱而不敢踏上赶考之路：离京城路途较近且节俭者所需旅费至少三万文，路程较远的则需要二倍或三倍的路费。
大宋朝廷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公元年（宋太祖开宝二年），朝廷就特地发布诏书，令四川、湖南、湖北等远离京城的地方政府给进京赶考的举子发放公券，持公券者从起程直至返回家中的费用都由官方资助；同时，凡用公券而夹带货物贩卖者一律法办。宋徽宗时又下令各级政府承担所有进京赶考举子的费用。这些政策无疑给偏远地区的举子开辟了一条生路，但实施时间都不长，覆盖范围也不广，绝大部分举子还是只能靠自己凑钱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