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夫马进曾指出，虞城同善会与吕坤建立的宁陵同善仓存在某种关联。具体言之，同善仓与虞城同善会的创设目的均是“富人向贫民进行施舍”。在宁陵同善仓的设立动机上，吕坤先是阐述了财富聚散之理，指出“厚积之家，其害有十”，“与其祸散也而累吾身，孰若以善散也而积吾德乎?”又言:“盖天之富人，非厚其身，正欲假之善者，以均其惠也。”为此，他与一些乐善君子捐出富余之资，共建仓庾，救恤贫者。虞城同善会颇有与此吻合之处。
一、“善与人同”与“万物一体”:虞城同善会创设的思想探源
杨东明在规劝诸老变更会旨时，也批评那些悭吝之人，“夫世有忘贪得之戒、为子孙作马牛者，日夜焦劳，不获晷刻之乐，语之救难恤贫则吝，弗肯予。此真所谓迷人哉，焉能为有无也。”继而劝人种德积善，“昔人活千人而后世三公，渡万蚁而身魁天下。天福善人，如持左券，何惮而不为哉?”可知虞城同善会与宁陵同善仓在劝善行善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者均以“同善”为名，从时序上来看，也许关联不大，或说是存在偶然;然而从文化背景及其意蕴方面来说，则有其必然性。“因为‘同善’一词可能与‘善与人同’思想有关，而‘善与人同’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理念，是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理想的追求。”杨东明将同乐会更名为同善会，“就表明它本身是一个集体行善的结社”，而“同善”一语也“最好地概括了以后出现的各种善会的性质”。故夫马进强调:“在此意义上，同善会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善会首先诞生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性”。当然，作为善会的同善会①的诞生还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研究表明，明代中晚期讲会、文社十分兴盛，心学与文学复古运动成为此际思想文化领域的两股风潮。而杨东明师从的杨起元(号复所)，是心学传人，“亦对道德劝善有重要关怀，在晚期劝善运动中，复所也是一位关键人物”。夫马进还指出，同善会诞生的时代，正是“生生”等语汇广泛运用的时代，杨东明更是主张“天地万物一体说”，哀矜民命，怜悯贫弱者。这在他稍早所作的《曹县社仓序》《杞县社仓序》中即有体现，认为“重莫重于民命，急莫急于救民命”，若以置于无用之地的红粟朽贯救济至重至急的民命，于己无小损，于人有大益。
概言之，杨东明主张仁者应以天下为家，以万物为一体，遇有饥寒之民，要有恻隐之心。富者要知散财积德之道，积极向社仓捐谷助钱，“济其至重且急”，如此既于己无损，又于人有益。“富者之积余者，贫者之所恃以为命者也。与其积于无用之地，孰若推而广之以济人之急，并以成吾之仁哉!”他这种万物一体、济贫成仁的思想与主张，在同善会会约中也有反映:“会金积有赢余，遇一切道路可修、桥梁可补、婚丧可助、贫窭疾厄可周可扶者，悉取办于此。”后来，杨东明又在《义田记》中叙及，范文正公置义田赡养贫族，今古称为美谈，然而迄至晚明，海内义庄常寥寥若辰星。一些富者于“区区顷亩吝而弗公”，虽触目可见贫困者却漠然不动其心，未能谨奉古圣贤“以万物为一体”之言，他不禁感喟“好义之难其人也”。缘此，他主张对于贫困者不能漠然视之，做铁石心肠的“忍人”，而应有恻隐怜悯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事。可见，杨东明的善心善念是一以贯之，并在后期得以传承、发展。这种“以万物为一体”、尊崇民胞物与的思想与儒家的仁爱观相结合，便外化作与人为善的行动，内化为乐善好施的品质。因而，杨东明说:“夫惟为善乃称最乐也。嗟嗟，安得公此善于天下，以遂吾大同之愿哉!”
在万历十九年，即同善会创设后第二年，杨东明又将善举推而广之，成立了广仁会。会何以名为“广仁”?“仁”为儒家学说核心，“仁者爱人”，成为后世善政仁术的思想基础。杨东明也就此阐发说:“夫天地以生物为心，天地之仁也;人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人心之仁也。夫惟以生名仁，则存仁所以存生也，成仁所以成生也。”并将“仁”喻为一粒谷种，“谷种非仁，则生意灭矣。”人能全仁，则于己多福，并泽及后裔。他还从当时颇为流行的“生生”思想方面进一步阐述，由此可见，“广仁”也是为了与人为善，最终臻于“同善”，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广仁会会约几乎是同善会的翻版，亦“惟善是期”，两会并行不悖，互为补充，使善气充盈，进一步扩大了士绅们及其义举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前文所述史事也表明，杨东明所倡设的同善会、广仁会已经在豫东地域社会产生了较大反响。从“善与人同”到“万物一体”，再由同善会到广仁会，以期善行天下，正是杨东明所向往、所追求的儒家大同世界。
二、虞城同善会的流播及影响:江南地区同善会源流问题再考
同善会在中国善会善堂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缘于它在江南地区的兴起与发展，而又以无锡同善会最为隆盛。无锡县同善会创设于明万历四十二年，由高攀龙等东林学人发起成立。夫马进对同善会的渊源作了进一步追溯:常州府武进人张师绎“首先建议创立同善会”，这一倡议得到同县钱一本的响应，并最终付诸实践。武进同善会很快传播到邻县，陈幼学在无锡创立同善会，“以后由于高攀龙的参加而闻名于全国”。同时，他也指出，“同善会的首倡者张师绎是从何处得到启发的，陈龙正没有作出任何说明。但是，清代桐乡县仲宏道在所著《濮川同善会记》中追溯同善会源流时指出，张师绎是从中州(河南)得到启发的”。在夫马进看来，江南地区同善会的兴起，“应该向河南省寻找同善会的源流”。换言之，江南地区的同善会与杨东明所创的虞城县同善会是有源流关系的。遗憾的是，夫马进在揭示出这些信息与线索后，并没有完全阐明二者之间的关联。那么，在前贤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文献史料，探索其关联，尽可能地“再现历史场景”，依然有其必要。夫马进关于江南地区同善会缘起的论析，主要依据陈龙正的《同善会序》和仲宏道《濮川同善会记》。
我们不妨再对相关史料重新作一梳理与审视。陈龙正的《同善会序》作于明崇祯辛未年()，即嘉善县同善会兴办之初。他在序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是会也，说倡于梦泽张公，而启新钱先生行其事，筠塘陈公益从而广之。大抵随意量捐，用拯无告，因以广动其善心，高子忠宪序之详矣。”此说十分简略，仅概要地提及相关人与事。而在清初仲宏道所撰《濮川同善会记》中，则载述稍详，也更为具体、明晰:“予尝读先达同善会条例，虽不专于施槥而施槥之事甚详，大要以劝募众力，共襄善缘。溯厥源流，张公梦泽传自中州，钱公启新行于毗陵，高忠献［宪］公行于梁溪，丁清惠公行于嘉善。”由此可见，江南地区同善会的兴起，东林学派诸同人功不可没，草创于钱一本(号启新)，恢张于高攀龙及陈幼学(号筠塘)，而张梦泽则是将同善会由中州传至江南的中间人。
以上两则史料分别撰于明末与清初，去时不远，应值得重视。据陈龙正自称，天启二、三年在京城师事高攀龙，“朝夕相晤”，高氏被黜返乡后，他又亲往无锡谒访，从中颇受教益。作为东林学派魁首高攀龙的门人，陈龙正将东林诸友引为同道，后听闻同善之举，欣然而从，遂有嘉善县同善会之设。他后来在治学中秉承师说，曾批评一些假道学人“不涉事物”，“于身不笃伦常，于世遂不重拯济”，继而又提及张梦泽和同善会，并称许钱一本、高攀龙等人“敦崇实事”，怀抱善心，肯修善业，才是真道。他在札记中写道:近世钱启翁先生易学最深，深于《易》者，宜若脱离事物，然因张梦泽有同善会，心最乐之，仿而行之于毗陵，忠宪高子又仿而行之于无锡。彼皆默识先天之人，敦崇实事如此，大抵人抱善心，必得善业而畅。
陈龙正再次述及钱一本与张梦泽倡说同善会的关系，说明他对武进、无锡同善会的创设情形及其最初源流是清楚的，所说应较为确切，足以采信。然此则史料以往多为学人所忽略。仲宏道青壮年生活于明天启、崇祯年间，入清后以拔贡出仕，晚年在家乡桐乡县濮川镇也发起同善会，即缘于“尝读先达同善会条例”。桐乡与嘉善为邻，明清时皆隶属于嘉兴府，他所读的“先达”同善会条例，显然当有陈龙正的《同善会会式》及序文。尽管陈龙正在序中并未明说张梦泽倡说的同善会是从河南传来，可是，仲宏道生活在明末清初之际，他所接触的人，所闻见的事，所经眼的书，兴许还遗存有关江南地区同善会渊源的历史记忆或文献。
结语
张梦泽作为将同善会的种子播散到江南地区的关键人物，似不应轻易略过。关于张梦泽其人，夫马进已有过考察，称他是一个“接近东林党的人物”。不过，所述仍嫌简略，有必要重新梳理张梦泽的生平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