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我想从北洋军阀和北伐军两个方面分别予以剖析：
一、北伐前夕的北洋军阀
年4月20日,段祺瑞在直奉军阀均无意继续维持其“执政”地位的情况下,不得不打消恋栈的念头,宣布辞去临时执政职务。在北洋集团和民初政坛上位高权重、不可一世的段祺瑞,至此结束了其政治生涯。此后,他便托庇于帝国主义的租界之中,过起了吃斋礼佛的寓公生活。
1.北洋军阀内部的“各怀鬼胎”
随着段祺瑞的下野，一直在各派军阀势力的夹缝中苟延残喘的临时执政府,也名存实亡,再也无法正常运转了。段离京之前,下令免去了内阁总理贾德耀的本兼各职,特任外交总长胡惟德兼署国务总理,代行临时执政职权。
但各方对这一任命均不予承认,而且胡惟德手中既无军队可归指挥以维持京师治安,又没有几个阁员可供调遣以处理政务,因此,当时的北京实际上已陷于无政府状态。
继冯玉祥国民军之后入据北京的直、奉两大军阀势力,都想趁机填补这一权力真空。为此,它们一方面继续在“反赤”的旗帜下维持军事同盟关系,同时又同床异梦,为搜取中央政权而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
段祺瑞宣布辞去临时执政之前,吴佩孚便以维持京师治安为名,擅自任命其亲信王怀庆为京师卫戍总司令,企图捷足先登,控制北京局势。段下野后,他更利用张作霖发表的“催吴北上主持大计”和“自己不干政”的声明,迫不及待地准备北上,着手进行组织政府的工作。
当时,吴佩乎在北方的兵力并不多,且都是由一些杂牌军拼凑而成的乌合之众,实无多大战斗力;而奉军与直鲁联军的实力则要强大得多。吴佩孚自知在军事上非张作霖敌手,便转而在政治上寻找突破口,大耍政治手脑,以争得北京政权,控制大局。
为此,他提出所谓的“护宪”主张,即要求恢复曹锟当政时期所颁布的宪法,以此作为解决时局问题的出发点。但吴佩孚“护宪”的目的不在于“拥曹”,因为他很清楚,曹锟已因贿选总统而声名狼藉,为世人所唾弃,如再将他扶上台,只会对直系造成不利影响,因而决定推行“护宪而不拥曹”,只主张维护“法统”,恢复曹记宪法,不主张曹锟复出,要曹锟通电补行辞职,而由年9月曹所任命的颜惠庆内阁复职摄行总统职权。
从表面看,颜惠庆内阁是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三方面势力的混合内阁,而实际上却是以吴系阁员为核心的内阁。张作霖对此自然难以接受,遂决定对颜内阁采取消极抵制态度。
郑谦、张景惠两位奉系阁员唯张作霖马首是瞻,拒绝加入内阁;其他阁员因见内阁前途暗淡,也不愿贸然就职。内阁为此呈七零八落之状,这在民国历史上是少有的现象。
与此同时,奉军、直鲁联军又纷纷向内阁索要军饷,国会议员也以总理既已依法复职为由,要求国会也依法复会。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和棘手问题,颜惠庆惟有徒唤奈何,内阁成立伊始,便陷入了内外交困、难以为继的境地。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直奉双方在政治、军事和法律等问题上的分歧,吴佩孚与张作霖决定于6月下句在北京举行“两巨头会议”。5月26日,吴佩孚挑选精兵二千余人组成卫队,挂上四十四节列车,浩浩荡荡由武汉启程北上。
6月22日,颜惠庆内阁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根据直、奉双方事先达成的协议,颜惠庆在会上提出辞职,会议批准了颜的辞职请求,改派海军总长杜锡珪代行国务总理“摄政”。因此,这次内阁会议实际上也是颜内阁的最后一次会议。
吴、张在颜阁问题上各让步,既维持了吴的颜面,又尊重了张的意旨,两人直接会面的障碍总算清除了。当天的内阁会议除对内阁进行了改组以外,还以国务院名义致电吴佩孚、张作霖两人,请他们尽速入京“共商大计”。杜内阁宣告成立后,又分别致电吴、张,力邀他们入京主持一切。
吴、张两大军阀巨头的这一次应算是“历史性”的会谈,按常规应该有形式,有程序,会后有公报发表,但这次全然没有这一套程式。
2.“反赤”政策下的掠夺屠杀底层民众
由于所有问题都由幕僚们在预备会上经过一个月之久的“磋商”而得到解决,所以两巨头仅在宴会前在怀仁堂的后客厅里密谈了三十分钟,便商定了反革命计划:双方议定在联合攻下南口之后，吴佩孚主要负责进攻南方的革命势力,张作霖则侧重进攻北方的革命势力。
年5月30日,瞿秋白在一篇题为《五卅周年中的中国政局》的文章中,对直奉军阀疯狂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和“反赤”的罪行进行了深刻揭露,文章指出:
“反赤的直鲁联军,一到京津便摧残工会和农民协会,搜查大学,禁止思想学术的自由,枪杀主持正论的新闻记者;京津南口一带的民众饱受杀掠奸淫之惨,单只北京四郊的难民便有四十万以上;又在京津直隶强迫使用军用票,商人拒绝,即道惨杀,还要拼命搜刮,使各业商家摊认军饷。
山东境内,农民因为受兵匪的压迫,奋起反抗,组织红枪会以自卫,宁阳方面竟遭军阀屠杀焚烧至四十余村之多，死者在四万人以上,工会、学生会的受封禁通缉更不必说;济南青岛方面,也使用军用票金库券等类的废纸,至多只能值到票面价格的四五折,最近又发两千万的公债,强迫山东商民摊认,还要加征盐税三分之一。
在奉天东三省方面,同样的严厉制止一切民众运动。奉天印刷工人罢工要求加资,几乎全体被拘。张作霖当时所要利用的省宪省会,现在也完全被摧残,屠戮民众的事情更是日有所闻,奉天官银号的奉票已经发到五万万元,而基本金只有六干余万,现在还要发行奉省公债五千万元,摊派东三省农商各界认购。
河南自入吴佩孚之手,铁路及其他工会一概受摧残,其余民众团体领袖不遭惨杀,便被捕入狱;杞县的红枪会和农民,反对苛敛税捐和预征钱粮,吴佩孚和寇英杰便派大兵征剿,杀戮至四五千人,大炮轰毁村庄十余,奸掠酷刑无所不至,郑州、开封等处也在强迫使用所谓省票,而省钞只值现洋二折,种种苛税更不一而足,已在准备预征民国十七年的了地钱，续办不动产注册费。
湖北在吴佩孚直接统辖之下,民权更不必说起从‘二七’屠杀直到毒死萧耀南,吴佩孚的杀戮政策,一日没有停止,那地方的一切民众团体已经早就绝无活动之余地。湖北的所谓官票也已经发到九千余万,票价日益跌落,弄得各机关的小官吏都不能不罢工索薪,要求改现发给。
就是在上海、浙江一带,枪毙‘五卅’烈士赤化党刘华的孙传芳,也是尽力摧残闸北自治,实行宅地税、卷烟特税等的苛敛,屡次帮助帝国主义压迫革命的示威运动,禁止上海人民的集会结社,上海米荒的时候,省政府不但不加赈济,反而使常州、无锡遏粜,上海市面的官办平粜,更是弊害百出,粜价比市上批发价还高……这些反赤政策,数不胜数。
直、奉军阙的“反赤”联合以及种种“反赤”暴行,并不意味着军阀反革命势力的进一步加强,相反,正充分显露了它们已无力单独支撑局面,而需要通过所谓的“联合”才能维持其反动统治的虚弱本质。
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反动势力的意志为转移的。直、奉军阀的“反赤联合以及对革命运动的血腥镇压，不但没能挽救它们行将灭亡的命运,反而使人民群众更加认清了军阀的反动面目,对“赤化”也就是对革命的认识也更加真切了。“
从此以后,一般民众知道赤化就是“不扰民、真爱民”,反赤就是烧、杀、奸、虏、军用票。所以,他们日思赤之再来,并深信唯赤可以使他们自救。人民的觉醒及人民革命运动的蓬勃高涨,敲响了直、奉军阀的丧钟。
二、北伐军北伐的准备
在直、奉军阀联合向南北革命势力发动进攻,并在北方地区连连重创冯玉祥国民军的严峻形势下,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从广东出师北伐。
这次战争,是在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高潮的推动下所发动的旨在推翻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统治的革命战争,也是国共两党携手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各派军阀反革命联合阵营之间的一场殊死较量。
1.北伐军各方势力的整合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全国特别是南方地区的革命形势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势头。广东军政府为消除内部隐患,巩固革命政权,与各种军阀和反革命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并先后取得了平定商团叛乱和第一、二次东征的胜利,至年2月,彻底肃清了盘踞在广东境内的各种军阀与反革命武装,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这就为北伐提供了可靠的后方基地。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国民党中央于年7月改组了大元帅制的军政府,成立了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并将所辖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起初分为五个军:黄埔军校学生军和粤军一部编为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谭延闿的湘军编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滇军编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粵军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粵军第三师扩编为第五军,李福林任军长。
第二次东征后,程潜率领的另一部分湘军被编为第六军,程潜任军长。年3月,李宗仁等宣布广西全省受广东国民政府直接管辖,所部随即被编为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北伐前夕,唐生智所部湘军第四师又被编为第八军,唐生智任军长。
2.各方面的准备
各军先后设立了政治部和党代表(实际上只有第八军设党代表,其他各军皆为副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和党代表(副党代表)等政治工作的重要领导干部大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如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当时是中共党员)、林伯渠分别担任第三、四、六军政治部主任。
各军的师团一级也有不少中共党员担任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建制的统一和军队党代表制度与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为北伐战争作了军事和政治上的准备。
在统一军政的同时,国民政府又在民政和财政方面进行了整顿,统一了事权,改善了财政经济状况,为北伐战争的进行作了一定的财政准备。
中国共产党为北伐战争的进行作了积极准备。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李大钊、瞿秋白、任弼时、谭平山等十二人出席。
会议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正处于非常时期,其根本出路“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因此,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广州政府的北伐”。准备北伐“不仅是在广东做军事的准备”,更重要的是在“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处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
会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工农运动的领导,并派了许多优秀党员和青年团员到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工作,为北伐战争作了群众工作和干部队伍的准备。
3.战略层面的充分部署
根据上述情况,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当时,北洋军阀的势力主要有三支:一是直系吴佩孚,盘踞在湖南、湖北、河南及直隶南部、陕西东部等地,控制着京汉铁路,拥有二十万军队;一是原属直系后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占据着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及上海广大地区,控制长江下游和津浦铁路南段,拥有二十万军队;一是奉系张作霖,占据东北三省和关内的北京、天津、直隶及山东的一部,控制着京奉路与津浦、京汉路北段,拥有三十五万军队。
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特别是各军阀势力对广东威胁的大小,广州国民政府采纳了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建议,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矛盾,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以主力攻取两湖,消灭“实为当前之劲敌”的吴佩孚,占领长江中游,控制南北交通要道;而后再进兵东南各省,消灭孙传芳,占有长江下游富庶之区;最后相机讨伐张作霖。
这样一对比，相比于北洋军阀内部的“各怀鬼胎”，北伐军内部则是精诚团结，准备充分。虽然北洋军阀看起来强大到绝对不可能战胜，但是内部则是早已貌合神离、矛盾重重。而北伐军，虽然看似实力上与北洋军阀相差悬殊，但是正是受益于各方的精心准备和战略上的正确谋划，使得各方势力能够有效整合成一个拳头。这样一看，胜负自然是不言而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