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
当我们的耳边再次响起这首词时，脑海中立刻浮现了这样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形象：
为了能够使兰考脱贫摘帽，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由于劳累过度，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2岁——焦裕禄。
焦裕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堪称一个时代的符号。那个带领人民在兰考县种植泡桐树的焦裕禄，帮助人民抵御风沙侵袭的焦裕禄。
这一幕幕仿佛就如同昨天一般。
长江后浪推前浪，多年以后焦裕禄的次子焦跃进，更是沿着父亲没有走完的路，继续前进。
在焦跃进的身上，我们仿佛又一次看到那个手拿镐锹，扎根基层的焦裕禄。
童年坎坷，继承父志
焦跃进，他的名字就表明了他的出生年代，出生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腰带过苦日子。
当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牺牲在岗位上时，焦跃进只有六岁。
一个上幼儿园的孩子，本该无忧无虑的年龄，父亲却缺席了自己的成长。
母亲含辛茹苦地把姐弟六个抚养成人，从来都没有和外人说过苦。
本来可以向组织上申请提供帮助，但是倔强的母亲硬是一个人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母亲仅凭一个月50多块钱的工资，来维持家里的生活。除去买面和买煤球的钱，也剩不了多少，日子过得非常拮据。
在焦跃进的记忆中，母亲几乎天天都在忙碌，经历了岁月的打磨，还要扛起家庭的重担，母亲显得更加的苍老，更加的憔悴。
父亲的模样在焦跃进的脑海中尽管有些许模糊，但根据母亲和街坊邻居的描述，焦裕禄的精神、人民公仆的形象在焦跃进了脑海里扎下了根。
一个高大而严厉的父亲便在焦跃进的心中出现了。
在焦跃进6岁的时候，姐姐焦守凤就给弟弟妹妹们讲述着父亲焦裕禄的故事。每到动情之处，姐弟几人的眼里都含着泪花。
由于父亲的过早离世，作为家里的长女，焦守凤要和母亲一起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
尽管一家人常常食不果腹，经常为了生计而发愁，但是仍然支持焦跃进去念书。焦跃进也没有让父母失望，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
父亲虽然是县委书记，但留给他们的却只是党的事业，唯一的精神寄托还在于父亲生前留下的一本《毛泽东选集》。
扎根基层，献身兰考
兰考是焦跃进心驰神往的地方，那里有着父亲的足迹。
焦跃进做生产队长的时候，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在一个小的砖窑厂里面手工脱坯。
一个知识分子一天要弄多块砖坯，手都磨破不说，到了晚上，腰疼，疲惫的睡不着觉。
面对这样的脏活累活，当地的老乡也都禁不住连连叫苦，他却坚持了下来。
他知道，父亲能干得脏活，累活，他也能干，累了可以休息，但是不能放弃。在学校可以拿起笔杆，在这里就要搬得动砖头。
砖窑厂里的工人都对其竖起了大拇指，彼此拉近距离之后，工人们也向焦跃进讲述了关于他父亲的故事，从此焦跃进心中的父亲焦裕禄形象更加立体。
在高中毕业之后，焦跃进决定下乡去做一名知青，他毅然决然地选择插队兰考县，他知道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倾注了父亲的心血。
当知青返乡的时候，焦跃进没有回去，他留在了那里，他仍然要追寻父亲的足迹。
19世纪80年代中期，焦跃进担任兰考县东坝头乡党委书记。这一年焦跃进刚满28岁，可以说是年少有为。
秉持百姓的事情无小事的原则，不断地走访一些贫困的父老乡亲关心孤寡老人。
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切实可行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焦跃进在走进百姓的同时，也在一步步走进自己的父亲。
“工作要干好，必须往下跑”。这是焦跃进在下乡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焦跃进很少听汇报，百姓们遇到的一些问题，焦跃进都是当场办公，现场给出解决方案。
那一刻，兰考县的乡亲们都以为焦裕禄又回来了，亲切地称焦跃进为“小焦书记”。
在兰考县一呆就是将近23个年头。
从年18岁到兰考来插队做知青，到年兰考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这期间，他做过教师，县委组织部的部长，司法局宣传股股长等等。
这一路的风雨，一路的经历，他真正做到了像父亲那样，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他始终秉持一个信念，那就是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人，高风亮节为人民服务。
不搞特殊，正直传家
父亲在做县委书记的时候都没有搞过特殊，乡亲们又亲切地称呼自己为“小焦书记”，这是对自己的认可，也是对自己的约束。
为官者应当真正地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父亲也曾说过，不能搞特殊。
不要让这句话在自己的身上成为一句口号，用实际行动落实父亲的铮铮誓言。
做官就要做清官，做好官，做可以为老百姓解决实事的官。
此时的焦跃进虽然有着钱财大权，但他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了百姓的身上，自己绝不铺张浪费。
因为他知道党和人民，给了他旱涝保丰收的收入，他一定用自己的热血以及清正廉洁来为人民解决实事儿。
焦跃进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一次出差的时候，和外商谈生意，农业局局长订了一个套房，为了照顾县里的形象，焦跃进只好答应了。
生意谈妥之后，就即刻换回了三人间。
农业局长还想再说些什么，只听焦跃进义正言辞地说到：“不能搞特殊”。农业局局长也只好作罢。
面对公款吃喝，焦跃进也有着自己的原则。
之前为了谈生意，他们一直没有好好地吃饭，农业局的局长想着好好的请焦跃进吃顿饭。
焦跃进竟然先一步走进一家小饭馆，粗茶淡饭，简单地对付一口。
一碗米，一份菜，这让在场的一行人都感到十分的吃惊。
焦跃进，这种清正廉洁，君子慎独的风范，一方面是父亲精神的指引，另一方面当然也离不开母亲的谆谆教导。
焦跃进的母亲，虽然平时少言寡语，但是该给孩子上的课，却一堂也没少。
早在焦跃进插队做知青的时候，她就告诫儿子，不要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吃老本，不要好吃懒做，要迎难而上。
她的严厉让孩子们不敢忘本，时刻记住自己的初心。
有一次焦跃进在百忙之中抽出空闲的时间去看望母亲，不巧的是，刚刚回到家，手机就响个不停。
焦跃进想本来和母亲见面的时间就少，想聊一聊家常，多呆一会儿，于是就在电话里指挥去了工作。
这指挥不要紧，没想到让母亲硬生生给赶了出去。
母亲语重心长的说：“用电话指挥工作有点脱离群众，不能够面对面的解决实际问题，倒不是嫌那几块钱的电话费贵。”
让大蒜“走”出去，带领群众发家致富
焦跃进在杞县做县委书记的时候，就一心想，改变那里的经济面貌。
来到这里的第一天，焦跃进就看到了一丝荒凉，这反而激起了他的干劲。
经过实地考察调研得知当地的大蒜产得非常好，不仅个大皮白，而且味道非常好，而且历史悠久。
但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当地就没有市场。
人们种植的大蒜只能白白地坏在仓库里，成堆的大蒜就这样烂在手里，这一切焦跃进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说起解决杞县大蒜的问题，焦跃进一开始决定将粮食面积进行缩减，然后大蒜面积种植大幅度增加。
但是，这一经营理念很快就被当地的老百姓否认。
这些是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走过来的老人，都受过苦难，他们知道浮夸风是怎样一回事儿。
于是又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种植那么多的大蒜，将来卖不出去怎么办？
而且缩减了粮食的产量以后，吃饭会不会又是一个问题？
到了20世纪末的春天，杞县的大蒜形势非常的差，没有知名度就没有价格，大蒜堆积如山。
这个时候，焦跃进敏感地察觉到提高知名度是当前必须的，而且是首先要做的事情。
好事多磨，想了很多的办法，杞县大蒜的知名度还是没有得到顺利地解决。
一个偶然的机会，焦跃进回到办公室，办公桌上的一份传真引起了他的注意。
原来，这就是全国农产品产销会的一个邀请函，焦跃进顿时来了劲头。于是他迅速地在办公室开会，应在会上提出，要将杞县的大蒜带往北京去参展。
在开会的时候，面对有人提出的疑问，焦跃进力排众议一再坚持，才让杞县的大蒜走进了北京的展销会。
为了根本性地解决销售这一问题，焦跃进更是亲自上阵，在见面会上亲自推销了这款大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推销员。
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一时间出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县委书记亲自“直播带货”在现在看来，并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是在当时，却极大地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在和群众的交谈中就把自己的产品给推销出去了。
有的记者就好奇地问道，您觉着作为一个县委书记，要亲自来推销的必要吗？
焦跃进面对记者的提问，仍能够铿锵有力地回答：
“有这个必要，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要一心的帮助农民致富奔小康。我的父亲当年带领人民群众战胜了自然灾害，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我的工作就是要帮老百姓发家致富，带领他们富起来，我们都是为了造福人民群众，让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媒体的报道让焦跃进火了起来，也让杞县的大蒜火了起来。
在北京，杞县大蒜还成了抢手的农产品，甚至还一度畅销海外，焦跃进“大蒜县长”县长的名头便不胫而走。
苦心人终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
经过焦跃进的努力，杞县大蒜很快就打开了市场，而且名声在外。
趁热打铁，在这个紧要的关头，焦跃进又提出了“大蒜兴县”的战略，扩大种植的规模和面积，相继建成了成千上万亩的大蒜基地，让杞县大蒜真正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
在焦跃进和当地民众的不懈努力之下，杞县一跃成为了全国第二个大蒜生产基地。
在杞县大蒜完全打开市场后，焦跃进还进一步做了售后工作，还是会经常奔赴于乡下，实地考察研究土壤的肥沃以及其它一些种植大蒜时应注意的问题。
为官一任，初心不改
在焦跃进的做官生涯中，他始终牢记自己是焦裕禄的儿子，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兰考县全面脱贫之后，焦跃进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父亲。
在为人民群众办事的这些年里，焦跃进真正明白了父亲口中那句：不能搞特殊化，到底是什么意义。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为人民服务的好书记，扎根兰考县的焦裕禄，他的儿子焦跃进也继承了父亲焦裕禄的精神.
焦跃进，能有今天不是靠着父亲焦裕禄的名声，而是靠自己一步一步脚踏实地，不尚空谈，稳扎稳打，为老百姓谋福利，做出来的事业，积累出来的名声。
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帮百姓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无愧于焦裕禄的儿子，无愧于“小焦书记”的光荣称号。焦跃进深入基层，颇有父亲焦裕禄之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