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东敌伪工作的回忆
我是年6月从一二九师新一旅调派到水东地区的。当时我在新一旅担任武工队的政委，正在山西省潞城、长治一带开展对敌斗争。一天接到命令，让我到八路军总部接受新的任务。我立即前往总部所在地麻田，野政敌工部长漆克昌向我交待任务说：“新四军四师指名要你回河南杞县去做一个大汉奸司令王金轩的工作。此人对我们危害很大。这个任务十分紧迫，希望你尽快起程。”并问我有什么意见。我从内心里不愿去本地工作，但我服从组织决定，提出了事成后让我仍归还建制的意见。
年6月下旬，我随潘焱同志一同通过平汉路封锁线，到了冀鲁豫边区。野政给冀鲁豫的任务是把我护送到新四军第四师。我到冀鲁豫之后，了解到水东已划归冀鲁豫领导，由于急于走上工作岗位，我要求直接去水东，取得野政组织部长周桓同志的同意后，冀鲁豫党委通过地下党把我护送过多里的敌占区，通过了兰考的黄河故道沙区，越过了敌人严密防守的陇海路封锁线，昼宿夜行，顺利到达了水东辖境——杞北地区。过了陇海路，接待我的是杞北中心分会主任杨宏猷同志。他又连夜护送我到了水东的唯一根据地聚台岗。这个村位于黄泛区，四面被水包围，出入必须乘船，敌人还不断地往里面打炮，并常常受到国民党顽军的骚扰，这就是年我最初接触到的水东根据地。在聚台岗，我见到地委书记王其梅、团长林耀斌和政治处主任苗丕一等同志。我向他们说明了来水东的任务。他们告诉我，王金轩部已被大汉奸张岚峰吃掉。王本人也被张骗到商丘枪毙了。我听了非常失望，工作对象没有了，我要求返回太行。地委委托苗丕一同志和我谈话，挽留我在水东工作。苗丕一同志向我介绍了水东的全面情况，特别是当时水东的困难处境。他那诚恳的态度和那不畏艰险、坚定的革命信念，迫使我打消了返回太行的念头，同意留下来，在一个新的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
当时的水东确实很困难，而且不是一般的困难。第一，从敌我力量上来看：我们仅有3个连，名义上还有4个大队，每个大队不足人。主力连仅有4挺轻机枪，钢枪过半。每个大队钢枪不到三分之一。联防办事处（即专署的前身）有一个警卫连五、六十人。这就是水东的全部武装。敌人方面，仅就睢、杞、太三县来说，太康县敌伪兵力超过千人，太康县的高贤集还驻有伪正规军杨树森一个师。杞县张普恩汉奸联队下属十几个中队，还有一个自行车队。睢县汉奸团长孟昭华的主力加上伪县、区团队也有0多人。通许、陈留为顽伪军侯殿卿、曹茂林所控制，黄泛区顽军专员的队伍也不下干人。抛开商丘、开封之敌不说，仅我们所处地区敌人的力量已数倍地超过我们。第二，没有根据地。唯一的根据地就是黄泛区中的聚台岗，还确一个叫四所楼的小村庄。这个村被黄水冲后已没有几间房子。在敌我力量悬殊，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在夜里频繁活动，搞些粮食，拂晓前再返回水内根据地。开始我被分配到豫东中学担任政委，地委书记王其梅兼任校长。豫东中学没在水内根据地四所楼村，有青年学生四、五十人。名为中学，实际上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学校，这些学生后来大都成了党的优秀负责干部。我到豫中学不久，我们唯一的水中根据地遭到顽军的进攻。地委决定放弃水中根据地，开展反顽斗争。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打垮了一股长期威胁我们的顽军，改变了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水东反顽斗争结束后，地委成立了敌工委员会，我被任命为水东地委敌工委员会书记。水东过去对敌伪工作不够重视，没有专职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对伪顽军只是一味仇视，没有实行争取分化的政策，以致在伪顽军中造成很深的敌对情绪，使水东一度处于严重孤立、腹背受敌的局面。敌工委员会初成立时，这种遗留下来的不良影响还是很大的。我的家庭在杞县城西南，就根据社会关系的有利条件，我把工作重点放在陈（留）、杞（县）、通（许）边。年冬至年初，在短短数月时间内，就与该地区的伪军接上了关系。如杞县的保甲自卫团总团长赵思义（我村人）和他的分团长白同堂、杨明伦，白塔的汉奸队长刘西汉，黄庄的汉奸队长黄汉卿，杞县警备队中队长李作林，汉奸队长霍绍仲，晁村汉奸队长高成九（侯殿卿部的一个大队）等。这些关系的建立，使陈、杞、通边的形势大为改观。从此以后，我们的地方武装再也没有受到过这些汉奸队的袭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年1月，我们在顽军中成功地开展了策反工作，利用社会关系朱恭德（马明）、潘宪生、朱胜化打死了他们的连长朱克启（这是一个反共最坚决的坏家伙），率全连多人携带机枪一挺投奔革命。这次行动对陈、杞、通边区一带之顽军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年4月，我带着以上情况去参加军区敌工会议，并向冀鲁豫分局书记黄敬同志和张霖之同志汇报了工作。黄敬同志听汇报后曾指示说：“水东处于西有黄河，北有陇海路，东有津浦路的一个三角地带；日寇在开封、商丘又驻有重兵，再加各县敌、伪、顽，敌我力量悬殊。从战略上来说，这是一个不易存在的死角地带。要保住这块根据地，首先在军事上应采取隐蔽发展，不要过分刺激敌人。”并着重指出；“敌伪工作要提到战略地位上来。不要因为水东敌伪工作已初步打开局面，就放松敌伪工作的战略地位，因为这是这块根据地能否存在的关键。”他对水东工作的指示，特别是对水东敌伪工作的肯定，一直是鼓舞我们沿着这一战略指导思想前进的动力。年水东人民遭到历史上所没有遇到过的大灾荒，再加敌、伪、顽的搜刮和掠夺，黄泛区一带变成了无人区。作为人民的军队，我们和水东人民过着同甘共苦的生活。部队住到哪里就同哪里的人民群众一起吃树叶、草根（吃派饭）。部队为了减轻根据地群众的负担，不得不夜行百里之外，向敌占区要粮，维持着能以生存的最低生活。我做敌伪工作，在与顽、伪人员交往中，总难免要有些必要的交际花费，这些花费从那里出？向上级伸手吗？我清楚地知道，供给处财政非常困难，但又不能因此使敌工工作受损失。怎么办？要工作，又要在筹款上不犯错误。我想来想去，只好向我那个地主家庭打主意，我就假手于汉奸队长白同堂，连夜把我家的几匹牲口全部牵去勒赎，用这笔款维持了敌工经费的暂时必要开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我们积极地开展对敌斗争，争取、分化、瓦解敌、伪、顽。在短短的一年中，我们完全控制了伪保甲自卫团（从总团到它的各个分团），并在其中发展了我党的组织。陈、杞、通边所有的伪军全部为我们所掌握，并建立了比较相互信任的关系。杞通边县委书记苗久锐同志一度身负重伤，在生活和医药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的伤是在晁村伪军大队长高成九的家里和伪保甲自卫团团部养治好的。此时，水东地区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汉奸是睢县的孟昭华和杞县的张普恩。由于我的工作重点是在杞县四周，因此，便决定向张普恩开刀。在一年的工作中，我们在张所属各中队里先后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关系，而张本人始终没有攻破，表现十分狂妄，一个人骑着摩托车横冲直撞。我们抓住他骄横而行动轻率这个特点，研究了他的活动规律，采取了对他的措施。年春，有一天，张的中队长李作林向我报告，张普恩要去杞县北的阳蛔据点。我把情况转告驻在杞北的敌工干部汪绍禹同志，令他配合县大队轻装埋伏在公路两旁，活捉张普恩。由于情报准确及时，杞北大队马继田同志执行命令坚决果断，就把这个狂妄不可一世的大汉奸张普恩活捉了。当天押送到我那里，张普恩见到我后竟吓得拉了稀。他认为我一定会杀掉他。因为两个月之前，他曾带领十几个中队的汉奸连夜包围我经常活动的孟寨村捉拿我，并扬言捉到死的也要赏两万元（伪币）。他却不知道他的基层已大都为我们所掌握。他一出杞县城，大云所伪警察所就火速给我送来袭击我的消息。我接到情报，仅仅转移了二里路，在黄庄据点里令伪军黄汉卿部警戒并监视着张的行动，他当然扑了空。如今我抓到了他，在他不了解我们党的政策的情况下，见到我他不能不胆颤心惊。经过反复交待政策，他才解除了顾虑。我建议释放张普恩。经地委研究，同意我的意见。我建议释放张的理由：首先，经过教育，认为这个人不是不可救药；其次，这个外强中干的汉奸并不是什么“英雄”，他很怕死，但要求立功赎罪；他相信了和我个人之间的“友谊”，对他不记私愤。他特别感激共产党对他这个罪恶重大的汉奸的不杀之恩。他写了保证书，保证永不打八路军，遇日寇有行动，即时送情报，释放我方被俘人员。张被释放的第三天，就把抓到我们的人全部释放了。当时我们有个小侦察员叫丁永泰，执行任务时被捕。他就是张这次释放的人员之一。张普恩的捉与放，是我们对敌斗争和认真执行党的敌伪政策的一大胜利。水东这时除睢县那个死心塌地的汉奸孟昭华以外，再也没有一个伪军主动向我们挑衅了。经过年秋季的反顽斗争，又经过这一年之久的敌伪工作，整个水东的斗争形势大为好转。在年严重灾荒的不利条件下，仍然发展了武装，充实了县、区政权，巩固发展了根据地，党的政策在伪顽人员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贯彻黄敬同志在军事上隐蔽发展的指示，年春，地委研究决定成立“泛东挺进支队”这一灰色武装，由我兼支队长。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利用整编伪顽武装，就建立起来一支数百人的队伍，并在敌占区征收夏粮麦子数十万斤，全部交给分区供给处，有力地支援了水东的财政供应。同年7月，冀鲁豫分局派余克勤、袁振率南下大队来水东，整编水东独立团，“挺进支队”编入独立团第二大队（团建制），王广文任大队长，我为副大队长，罗枫奇任政委，并受命去淮（阳）、太（康）、西（华）开辟根据地。从此，我结束了敌伪工作，改做军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