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8月16日，是焦裕禄同志诞辰周年纪念日。近日，焦裕禄次女焦守云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回忆与父亲的相处经历和对焦裕禄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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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李京统校对刘越
年8月16日，是焦裕禄同志诞辰周年纪念日。
焦裕禄年8月16日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北崮山村，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6月到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以下简称“洛矿”）参加工业建设，曾任车间主任、科长。年6月任尉氏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他带领兰考人民治理风沙、内涝、盐碱“三害”，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去世，年仅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指导兰考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说：“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归结到一点，就是坚定跟党走，他一生都在为党分忧、为党添彩。焦裕禄精神跨越时空，永远不会过时，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发扬光大。”
近日，焦裕禄次女焦守云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回忆与父亲的相处经历和对焦裕禄精神的传承与弘扬。焦守云多年来致力于宣传焦裕禄精神，现为焦裕禄干部学院名誉院长，著有《我的父亲焦裕禄》一书。
焦守云。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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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
“他拿吃的‘引诱’我让我喊他‘爸爸’，我没喊，后来愿意喊了，他却再也听不到了”
新京报：小时候父亲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
焦守云：如果从我记事算起，我父亲能给我留下记忆的时光并没有几年，所留下的印象都是一些片段。我2岁就开始在老家山东淄博，此后我跟着奶奶每年会有两次去看我的父母，然后再跟着奶奶回山东老家。
我印象中小时候很少喊“爸爸”。我还记得有一次他拿着吃的“引诱”我让我喊他“爸爸”，但是我也没有喊出来。我11岁的时候父亲把我带到兰考，那时候我也不喊他，我当时说的是山东话，跟他们的口音都不太一样，另外也是跟我父亲有点生分。到后来，我能喊出“爸爸”了，也愿意喊了，可是他却再也听不到了。
新京报：你最近在重走父亲走过的路线，去了哪里？
焦守云：我最近去过洛矿，洛矿其实我是经常去的，然后又去了尉氏县。尉氏县我父亲去过两次，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那里打土匪。同时也是在那里和我母亲结成了伴侣，尉氏县是我母亲的老家。
我父亲去洛矿的时候是农业支援工业，后来工业支援农业，我父亲作为工业干部，又回到了尉氏县。我父亲就是需要他做什么，他不讲任何条件和代价，完全服从组织的安排。父亲第二次去尉氏县，大概待了半年。当时兰考县需要一个县委书记，但是选来选去没有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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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焦裕禄赴任兰考
“当时父亲的肝炎已经很厉害了，如果以这个为借口，组织也绝不会难为他”
新京报：焦裕禄是在什么背景下去的兰考？
焦守云：当时的开封地委书记是张申，他跟我的父亲是老相识了。年他是尉氏县县委书记兼县长，我父亲是他的部下，他对我父亲的品德、能力特别了解，知道他是有胆识、不怕苦、不怕困难的人。他在94岁的时候我又见过他一次，他喊我“宝宝”，他说：“‘宝宝’啊，我这一生做了一件好事，给党培养了一个好干部；也做了一件坏事，把他派到了最艰苦的地方，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你爸爸有病，如果知道，绝对不会让他去兰考。如果当时不去，可能他也会活到现在。”
尉氏县和兰考县都是开封地区的，所以我父亲对兰考的情况是了解的。其实当时父亲的肝炎已经很厉害了，如果他要以这个为借口，组织也绝不会难为他。可是我父亲二话没说，当即表态：“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越是锻炼人。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
我父亲到了兰考以后，就拼了命地干。他是一个看不得劳动人民吃苦的人，老想着赶快改变兰考的面貌。我父亲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
焦裕禄手迹“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图片来源：新华社
新京报：当时你母亲对这个决定支持吗？
焦守云：其实当时我母亲是不想去兰考的。原来我父亲在洛矿，虽然工作很忙，但我们生活条件还是挺好的。父亲在洛矿是中层干部，当时一个月工资有块，这在当时属于比较高的收入了。当时的学徒工每月只有18块钱，我妈妈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当时是普通的干部，每个月工资是40多块。后来父亲到了兰考，工资是块。单这一条，就是一个考验。
父亲刚去兰考的时候，母亲并没有跟着一起去，思想上也别扭。后来母亲还是心疼父亲，几个月后也跟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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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焦裕禄的亲民爱民精神
“他兜里只要是有钱或者粮票，都会掏干掏净，救济穷人，甚至把衣服都送人，回到家就说弄丢了”
新京报：焦裕禄最后一次回山东老家是什么时候？
焦守云：父亲最后一次回老家是年的春节，当时他就明显感觉身体不太好了，他心里大概已经知道，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回去了，临走对着我奶奶招手的方向，磕了三个头。
当时回去的时候他手里没什么钱，还跟兰考县委互助组借了块钱。其实父亲当时的工资并不低，可仍然不够花。用我母亲的话说，他出门兜里就不能带钱，特别是下乡的时候，看到谁家里过得不好，他兜里只要是有钱或者有粮票，他都会掏干掏净，救济穷人，甚至把衣服都送人，回到家就说弄丢了。他去世后，有两个农民哭着来到家里，拿着衣服说：“这是焦书记给我们的衣服，当时看我们冻得不行了，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给我们了。”这时候我母亲才知道他的衣服不是丢了，而是给别人了。
新京报：你如何看焦裕禄的“亲民爱民”，他与老百姓是如何相处的？
焦守云：我父亲有一个习惯，就是访贫问苦。他到比较贫困的人家里，有时候对方会排斥，我父亲一进门先冲人家笑，然后看到跟我奶奶年龄差不多的老太太，就喊人家“娘”，这一声“娘”，一下就拉进了与群众的距离，慢慢就成了“自己人”了，好多事情就好办得多了。近期河南杞县档案馆发掘重现了我父亲年在杞县土改工作中写下的手稿，里面也有类似内容的记载，这都是我父亲自己写的，就说明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不是到了兰考才这样做，他这个作风是走到哪带到哪。
我给电视剧《焦裕禄》写主题曲，名字就是《喊了一声娘》，就是根据我父亲喊“娘”的这个习惯。我们老家山东淄博，特别讲究孝道，我父亲受这个思想影响还是很大的，在他的观念里最好最亲的人就是娘。而且我父亲在工作上特别讲究方法，比如当时我父亲为了召集老百姓来开会，就拉二胡，吸引大家前来。等到我父亲看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开讲党的方针、政策。我父亲二胡拉得特别好。父亲在小学四年级时参加了学校的雅乐队。二胡、小号，他都勤学苦练。特别是对二胡，更是弓法娴熟。
新京报：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怎样诞生的？
焦守云：年，也就是我父亲去世两年以后，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原本计划带着另外两名记者到豫东去采访，但是另外两名记者冯健和周原当时坐错车了，坐成了到兰考的车，当时就将错就错，就地在兰考采访。兰考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看到他们非常激动，就拉着他们不让走，连哭带说，就跟他们描述我父亲的事迹。两名记者也是非常感动，就给穆青报告了这个事情，随后穆青也到了兰考，后来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父亲的事迹就被更多的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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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父亲的形象
“他不是那种‘苦行僧’式的人，有幽默感，情商很高，而且热爱文艺”
新京报：在你心里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焦守云：做人讲感情，做事讲担当，这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要是不讲感情，他会冲老百姓喊“娘”吗？这也不是随便喊的，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是很深的。他是苦过来的，他知道劳动人民的苦。他临终前交代我们说，你们眼睛里要能看见受苦人的眼泪。
再一个就是做事讲担当。别人不愿意到兰考去，他不仅去了，还拼了命地在兰考干。年，当时他所在的车间承担试制新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的任务。在苏联专家撤走的情况下，他作为车间主任，领着大家把整台苏联机器上的上千个零件全部拆解下来，一件一件熟悉，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成功完成了研制任务。
其实我父亲并不是那种“苦行僧”式的人，哪有人天生就喜欢吃苦受累的呢？我父亲在生活中有很多爱好。他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身高一米七八，在那个年代算是高个子，性格非常随和，待人真诚，有幽默感，情商很高，而且热爱文艺，有些文艺“范儿”，会拉二胡、会跳舞，曾在哈尔滨、大连、洛阳这样的大城市工作，接触过很多新潮的东西。父亲很注重自己的形象，每天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身上衣服虽然很旧，但是洗得干干净净。他文章也写得好，在大连起重机器厂时，经常给他们的厂报、广播电台写文章，我父亲这辈子最高档的一件衣服就是我母亲用他的稿费给他买的。
每次回忆父亲的往事，就感觉父亲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我讲的话都是实事求是的，我也不抬高，也不说我父亲有多伟大，我也不说我有这样一个父亲有多骄傲。我们最悲哀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这是我们一辈子的悲哀，不是我们一辈子的骄傲。
新京报：你认为在焦裕禄的人生中，哪段经历对他的影响最深？
焦守云：我认为有两段，一是在抚顺，二是在宿迁。我父亲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年秋天，他终于逃出虎口，到江苏宿迁给地主当长工。
抚顺是著名的煤炭基地。为了节省成本，侵略者用“人肉开采”的办法，毫不顾惜矿工的生命。我后来去他下煤窑的那个地方，再想往前走周围的人就不让我去了，说不安全。但我是特别想看看我父亲在那一段时间受的什么苦，怎么九死一生又逃出来的，我站在那里的时候就一直在发抖。
父亲逃回家乡之后，因为没有良民证，寸步难行。家乡实在待不下去了，就去了江苏宿迁逃荒。这段经历父亲自己有记载：“年，我21岁，逃荒到宿迁县城东15里双茶棚村，在已早逃荒去的黄台村几家老百姓家住下……我在胡家当了2年雇工，第一年挣五斗粮食（每斗14斤），第二年挣一石五斗……”
我父亲的这两段经历是让我最有感触的。父亲在那里受的那个罪，我回想起来心里都是一颤一颤的。至于后来在洛阳、在兰考，我都没有这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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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对母亲的印象
“你们在外面惹了事，人家不说是我徐俊雅的孩子，人家只说这是焦裕禄的孩子。”
新京报：在你心中，你的母亲是个怎样的人？
焦守云：我母亲性格比较内向，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到她笑。她的文化水平比我父亲高，我姥爷过去是教书先生，当初父亲学俄语还是我母亲教他的。那是他在洛矿工作的时候，当时洛矿也属于苏联援建厂矿，图纸符号用的都是俄语。不过很快我母亲就教不了他了，他就去跟苏联专家学。苏联专家说白天上班，晚上就去跳舞，没有时间教。我父亲就去学习跳舞，跟苏联专家套近乎，一边跳舞一边学习俄语。
我母亲属于我们焦家家风的第一继承人。她说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最狠的一句话，也是我们当时都有点接受不了的一句话：“你们在外面惹了事，人家不说是我徐俊雅的孩子，人家只说这是焦裕禄的孩子。”这句话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多年来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恪守家风。
新京报：你的父亲去世后，母亲的生活是怎样的？
焦守云：母亲对父亲的感情极深。年长篇通讯发表以来，母亲是哭着过来的。多年来看过她最多的场景就是对着我父亲的遗像流眼泪。每次搬家，她首先把父亲的遗像擦干净，再抱到屋子里。
那时候到我们家去的人特别多，今天来一批，明天又换一批，问我父亲的事迹，我母亲几乎天天讲，讲一次哭一次。当时我就已经懂事了，天天看着我母亲哭。有人去看她，一提起我父亲她就哭。后来就把眼睛哭坏了，年纪大了以后不哭的时候也流眼泪。
新京报：在母亲眼中，父亲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焦守云：我妈妈曾经对我说，我父亲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聪明，二是刻苦。母亲说他不是一般的聪明，“你们兄弟姐妹6个，加起来都没有你父亲聪明。”母亲半开玩笑地说，但是能看出来她很崇拜我父亲。
我父亲聪明和刻苦的特点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年，父亲被选派到哈工大深造，只有高小文凭的父亲白天上课晚上学习，熄灯以后打着手电筒讨论数学题。尽管学习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他也通过了考试，还是优秀学员。他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却能在极短的时间里突击学习工业知识，成为车间生产工作的行家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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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宣传焦裕禄精神
“既然事情总要有人去做，那我就把事情做好”
新京报：有人说你是焦家的“外交官”，当初你是如何承担起焦裕禄精神的宣传工作的？
焦守云：长篇通讯发表以后，我们家人就一直在宣传焦裕禄精神。我母亲在世的时候主要是由她来做这个工作。年我母亲去世以后，这个任务主要就由我来做了。为什么是我呢？我母亲从50多岁的时候，都是我跟着她。我母亲有比较浓重的口音，我在无意中也充当了翻译的角色。再加上我母亲本身就不善言辞，有时候也需要我做一些补充。时间长了之后，对于我父亲的一些事迹我也比较熟悉了，对我母亲讲话的风格，哪些想说哪些不想说，都比较了解。比如有一次，有个记者问及她当年跟父亲谈恋爱的情况，母亲就权当没听见，只字不答。我母亲那一代的思想，她心里大概就想：“我们怎么谈恋爱，怎么能跟你说呢。你这小孩子，怎么也打听这事儿？”
后来关于我父亲的事，我们家基本都让我来讲。我的性格比较外向，爱与人打交道，话比较多，所以有人说我是焦家的“形象大使”。但其实也谈不上什么大使，既然事情总要有人去做，那我就把事情做好。我一直致力于宣传焦裕禄精神，也确实把宣传焦裕禄的事迹当成自己的责任和自己工作的一部分。不管是生活还是学习，我始终都铭记着父亲的教诲。
焦裕禄资料照片。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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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焦家家风
“父亲临终前嘱咐我母亲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不要向组织伸手，不能跟组织要救济、要补助”
新京报：你对父亲临终前有什么印象？当时对你们说了什么？
焦守云：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那时候其实我们都还小，对一些事情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姐姐焦守凤是记得的，父亲临终前对我姐姐说：“我没有什么可留给你的，只有家里的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我父亲把唯一值钱的物品留给了我姐姐：一块罗马牌手表。他说：“这个我已经用不着了，你现在已经是工人了，你戴上它，上班不要迟到。你是老大，你要帮着妈妈带好弟弟妹妹。”
那块表是父亲唯一值钱的随身物品，是他买的二手罗马表。姐姐对这块表爱若珍宝。年的时候，姐姐把这块表捐赠给了兰考的焦裕禄纪念馆。捐赠的时候，姐姐抱着这块表大哭了一场，她说：“这是我父亲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但是你们觉得想让全国人民都看看，那我就交给你们。”她当时是很不舍的。
父亲的事迹确实是感人。从我的角度，并不一定要说他有多么伟大，但是父亲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深，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感触也越来越深。一开始是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现在非常珍惜回忆父亲的日子。我每次谈及父亲，都是对父亲的一次回忆。
新京报：你如何看焦家的家风？
焦守云：焦家家风这些年一直都在提。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还小，其实并不理解，后来大家说得多了，我们也慢慢长大了，逐渐理解了。父亲在世的时候，我印象中跟我们说得比较多的主要是热爱劳动、艰苦朴素，再就是不能搞特殊化。
父亲是劳动人民，小时候趁我们的假期，父亲会带我们下乡参加劳动，捡红薯、拾麦穗，然后颗粒归公。
艰苦朴素这也符合父亲在世时的作风。从小我们的衣服就是老大穿了老二穿，一直到彻底没法穿了。年我在天安门受毛主席接见的时候，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还是大姐穿过的衣服。当时连袜子都没有，鞋子是我舅妈做的。
父亲生前一直要求我们，领导干部的孩子不能搞特殊化。父亲临终前嘱咐我母亲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不要向组织伸手，不能跟组织要救济、要补助。他对我们要求很严。父亲在兰考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大哥焦国庆年纪还小，不懂事。有天晚上他高高兴兴地回来，说自己去看戏了，父亲问他谁给的钱买票，哥哥说没买票，售票员知道他是焦裕禄的儿子就让他进去了。父亲当时就批评了哥哥：“演员叔叔阿姨在台上又唱又演的，满头大汗，不买票就是看‘白戏’，你现在会占小便宜，长大了就会占大便宜。”第二天父亲就领着哥哥去补上了2角钱一张的票。
新京报：你认为应该如何让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
焦守云：有时候我也会看到关于我父亲的电影片段。新时代下，我们还是需要老一辈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精神。我儿子有一次跟我说：“妈妈，我现在遇到事情做决定的时候，我就先想想，如果是我姥爷，他会怎么做。”我当时听到这个话，泪水唰就掉下来了。
现在年轻人有他们的优点，接受新鲜事物很快，学历也普遍比我们那一代都高。但是同时还是要向老一辈学习他们的长处，焦裕禄精神不能丢，要传承和弘扬。